“许多医生都有自我保护能力，不是把自己的过失说得有理有据，就是把那些不快记忆迅速一笔勾销，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会永远牢记这些失败的教训，无法把它们忘掉。”这是器官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不但铭记在心，也用它来提醒医务工作者，“这样的大权威都能有这种精神，我们普通的医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对待病人、对待工作呢?”

　　  3月18日~19日，第十二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医学部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医学部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多所医学院校的人文学者、医生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医院的管理者共300余人，围绕新时期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结合自己的防治经历和临床体会所做的主题发言，让与会者深受触动。

　　  医学成就只有服务于老百姓才有价值

　　  “医务人员除为单个病人服务外，是否还应当关注群体和社会公众的健康?”研讨会上，桂希恩教授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并由此引出了两个故事。

　　  他回忆起自己1999年去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发现艾滋病的经历。当时，有来中南医院进修的医生说，他们老家上蔡县很多人患病，但不知道是什么病。进修医生的话一直萦绕在桂希恩教授心头。一次，他利用出差的机会特意到访上蔡县，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地区的一些农民患有艾滋病，而且很多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的艾滋病。他们把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政府，信中他言辞恳切：我们担心,文楼村的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写下了“送瘟神”的光辉诗篇。今天,更凶恶的瘟神正在残害上蔡县文楼村及其周围地区的人民……此事单靠上蔡县的力量可能是不够的，请求您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上蔡县血传播疾病的情况,帮助上蔡县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并救助患者。我相信，这是上蔡县人民及一切有良知的医务人员的共同心愿。

　　  这份报告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上蔡县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针对艾滋病开展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及预防母婴传播(HIV-PMTCT)的县。桂希恩教授凭着一个医生的良心和执著，推动了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并对制定“四免一关怀”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

　　  另一次让桂希恩教授记忆犹新的经历是在新疆发现了地方克汀病——一种碘缺乏病。2006年，他们在新疆做艾滋病合作研究项目，为当地居民讲课时，偶然提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西北碘缺乏病的情况。当地居民说，他们那里还有碘缺乏病。在下乡调研时，当看到当地有不少农牧民脖子肿大、身材矮小，有的还智商低下时，桂希恩颇感意外，因为碘缺乏病的研究成果早已得到应用。更为吃惊的是，当地患碘缺乏病的人数量庞大，竟然有400多万人吃不上加碘盐。怀着沉重的心情，桂希恩写了“加强新疆等严重碘缺乏地区碘缺乏病防治工作的建议”，引起了从中央到当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当地400多万人吃上了政府免费提供的加碘盐，碘缺乏病在当地得以控制。

　　  在桂希恩教授看来，医学成就只有服务于老百姓才有价值。他强调说，“现代医学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健康，同样应关注群体和社会公众的健康;不仅要关注传染病的防治，同样要关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对医生来说，可能只是误诊一个病例，对病人来说可能是失去一条生命”

　　  会上，桂希恩教授还分享了自己对“黑热病”诊断有误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桂希恩遇到了一个从湖北去新疆打工被诊断患有骨髓炎的年轻人，多次治疗不见效果，后来，他在研究患者的骨髓穿刺片后按黑热病给予治疗，患者痊愈。

　　  此后，武汉多家医院以及沙市、宜昌等地的医院陆续报道有近20例黑热病。桂希恩教授据此撰写出《湖北省黑热病流行与防治的回顾及展望》，于1997年发表在国内医学杂志上。

　　  文章发表后，桂希恩教授有一次与上海的管立人教授交流，觉察到论文中提到的部分黑热病有可能是误诊。随后，他走访了湖北省10家接诊过“黑热病”患者的医院，取得标本，并到南京进行真菌培养核查，最终确认，论文中涉及的真正的黑热病人只有一例，其余十几人都是误诊。这些患者得的其实是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这是一种国内文献罕见报道的疾病，和黑热病症状非常相似。

　　  正确的诊断让患者获益，患者陆续痊愈出院。其间，桂希恩教授还遭遇了“小护士赶走大专家”的尴尬。原来，一位在荆州某医院被诊断为黑热病的患者，久治无效，病情持续恶化。桂希恩从省疾控知道情况后，怀疑这位患者是被误诊的，特意赶到该医院想查看一下。“我从武汉来，因为我犯过错误，诊断黑热病有诊断对的，也有诊断错的，我愿意跟你们一起来看这个病人，一起来讨论。”桂希恩的诚意换来的却是拒绝：“我们诊断这个黑热病，百分之百有把握。”医院不但不予配合，还让病房一年轻护士“赶走”了这位从省里来的老教授。后来，这名患者转到了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即现在的中南医院)，被桂希恩确诊为播散型组织包浆菌病，治愈出院。过了十几年，这个患者还到医院感谢桂希恩教授。

　　  但让桂希恩教授感到不安的是，仍有部分被误诊为黑热病的患者，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去世。对于自己曾经犯下的这一错误，桂希恩教授从不遮掩，反而多次向学生们自我“曝光”，这次在研讨会上再次提及，也是希望后来者引以为戒。他说：“对医生来说，可能只是误诊一个病例，对病人来说，可能是一条生命。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2000年1月28日，桂希恩整理了相关材料，向曾经发表《湖北省黑热病流行与防治的回顾及展望》的杂志编辑部去信，承认了黑热病患者数字有误，并“向贵刊及读者表示歉意，为挽回影响，建议发表我们这个检讨的信。”令桂希恩感到遗憾的是，杂志社并没有刊发此信。2007年2月，桂希恩和管立人教授合作，就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等相关问题撰文发表在《中国寄生虫与寄生虫病杂志》上。通过桂希恩教授等人的培训，此后，播散型组织胞浆菌病的误诊已非常少。

　　  “许多医生都有自我保护能力，不是把自己的过失说得有理有据，就是把那些不快记忆迅速一笔勾销，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会永远牢记这些失败的教训，无法把它们忘掉。”这是器官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桂希恩教授不但铭记在心，也用它来提醒医务工作者，“这样的大权威都能有这种精神，我们普通的医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对待病人、对待工作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后记

　　  2002年由美国医生联盟等发布的新千年医师宪章中提出的医师职业精神，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医师协会倡导的医师宣言中，也有一条是“患者至上”。在第十二届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上，当与会者听到桂希恩教授掷地有声地说出“我们应该以病人为中心，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不再觉得它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传达了一种实在的精神和真切的力量。毫无疑问，桂教授以自身的经历对“患者至上”做了最好的诠释。

　　  作为中南医院的感染科老专家，桂希恩教授更是以抗艾先锋著称，成为“2004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在农村、在边远地区，都有他致力于传染病、慢性病防治的身影。不仅如此，他还尽己所能帮助艾滋病孤儿，只为他们能有更好的人生。哪怕是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他仍以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坚持每天上班工作。

　　  对于当下一些年轻医生在坚守职业精神方面出现的困惑和迷茫，他的回应是：“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低调：不愿意出席会议的开幕式，访谈中一再强调不要宣传他。然而，他已然成为了后学的榜样和偶像。会后，很多年轻的医生、稚嫩的医学生，都围到了80多岁的桂希恩教授身边，纷纷与他合影。那是一幅医学职业精神代际相传的动人图景。